领导介绍
友情链接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讨
可生育两孩:权利与责任的考量和平衡
发布时间:2016-11-11 阅读次数:759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犹如一石激起层浪,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修可生育两个孩子”即成为每对夫妻的一项法定权利。可生育两个孩子,你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不生,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相应责任也要自己承担。于是还是不生?,作为一个问题摆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男女老少面前,人们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思考着得失利弊。的确,生还是不生,其中的权利责任需要认真考量平衡。

(一)生殖权利Reproductive Rights),又被译为生育权利。其实生育权利只是生殖权利的一种,从属于生殖权利。生殖,生命孳生后代的现象,为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生殖是通过两性细胞(卵子和精子)结合形成新的个体。人类的生殖系统,有两个重要功能:生育、性生活。因此,对生殖权利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生育与性生活的权利。

权利,一般解释为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即仅指法定权利。但从实质上讲,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独立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的资格,是国家或社会对公民一定利益和行为的肯定性确认。这种确认的形式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还可以是习俗。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认为,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平等的,即所谓“天赋人权”。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历史学说认为,权利的起源和发展是历史的、是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的。按照这两种学说,分析生殖权利的特性,可以认为生殖权利既是不证自明的、天赋的,又是历史发展的、逐步完善的,是二者的统一。就公众而言,它不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而决定有无,更不因法律规定而存在、法律缺失而不存。就个人而言,同其他一些权利一样,对生殖权利的实际享有程度,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处于不同时代,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平等性。或许是性的“神秘”和“敏感”,生殖权利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历史如此久远,但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却步履危艰、姗姗来迟。

(二)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是全球控制人口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标志着各国在人口与发展问题上在立场、目标等方面达成了国际间的一致,同时,以生殖健康的全面定义为标志,保障公民的生殖健康的权利成为全球的共同承诺,使生殖权利不再象幽灵一样游荡徘徊,使国际社会对“性”、“生育”问题的认识有了基本准则。

《行动纲领》对生殖健康作了如下定义:“生殖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及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因此,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最后所述的这一条件意指男女均有权获知并能实际获取他们所选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的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以及他们所选定的、不违反法律的调节生育率方法,有权获得适当的保健服务,使妇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康婴儿的最佳机会。”分析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生殖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主决定生育时间和数目的权利,可称为生育权利,简称生育权;二是获得满意而安全性生活的权利,可称性生活权利,简称性权利;三是自主选定安全、有效、经济的的计划生育和调节生育的方法,可称为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权,简称知情选择权;四是获取计划生育方法及其他节育方法的权利与获得生殖卫生保健的权利,可称为获取生殖服务的权利,简称获取生殖服务权。这四项权利,性权利是基础,生育权是核心,知情选择权和获取生殖服务权是保障。

《行动纲领》在论述生育权时强调:“生殖权利所包括的某些人权已得到各国法律、国际人权文书和联合国协商一致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件承认。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权利。……在行使此种权利时,他们应考虑到他们已有的和将来的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促进所有人负责任地行使这些权利应成为政府和社区支持的生殖健康包括计划生育方面政策和方案的基础。所有的承诺中应包括充分注意促进两性之间互敬公平的关系,特别是满足青少年教育和服务的需求,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负责任地对待性的问题。”由此可见,生育权的基本内涵与其行使的基本要求或限制条件是:1、生育行为是自由的。即所有夫妇决定生育还是不生育、生育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是自主决定的。2、生育行为是要负责任的。即能够保证所生子女的生命健康、接受教育和其他需要,使其有尊严地生活;充分考虑生育的子女给社会所带来的负担;考虑因生育对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3、以促进所有人负责任地行使生育权利为基础,政府完全可以制定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或鼓励生育。公民在行使生育权时,应当遵行政府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生育权本身,决不仅仅是权利与自由,它同时还内涵着义务与责任。由此进一步证明,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离性,互为直接界限。

《行动纲领》在论述性行为和两性关系的行动基础时强调:“性行为和两性关系彼此密切相关,两者都对男女实现和保持性健康和控制生殖行为的能力产生影响。男女在性关系和生殖方面的平等关系,包括充分尊重人格的完整健全有赖双方相互尊重、愿意担负对性行为后果的责任。负责任的性行为以及在两性关系上具有敏感认识和公平态度,特别是在成长年龄期加以教导,可以加强和增进男女彼此尊重、和谐的关系”。据此,性权利的行使至少有以下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男女在性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双方应相互尊重;二是性行为应当是负责任的,只有能“担负对性行为后果责任”者才有权利。青少年因缺乏“担负对性行为后果责任”的能力,因而不赋予青少年性权利,故只有成年人,能够承担“性行为后果责任”,才具有性权利。

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权,是生殖权利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节育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节育方法都有利弊,这就有一个如何知情和如何选择的问题。知情是前提,不知情或不充分知情,就谈不上自主的、良好的选择;选择是关键,不能自由选择或不许自主选择,知情就失去了意义。

生殖服务的权利还包括育龄人群有获得生殖卫生保健的权利,以便能安全地进行怀孕、分娩和得到一个健康婴儿。这些权利主要包括:妊娠妇女享有母婴健康保健服务的权利;不能受孕的妇女有获得治疗疾病而获得生育能力的权利;未婚妊娠妇女有安全终止妊娠的权利;妊娠妇女在得知体内胎儿有缺陷有安全终止妊娠的权利,等等。

生殖保健也包含胎儿的引流产问题,这是世界各国目前仍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弃、溺婴的行为,这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都是严厉禁止的,自然是不能作为生殖权利内容。

(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将计划生育纳入基本人权领域由国家法律来保护。全国人大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国务院发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明确规定,育龄夫妇享有生育权、知情选择权、获得生殖卫生保健服务等各项权利,从法律上确立了育龄群众计划生育主人的地位。权利,意味着自由和利益,在其合理、合法的界限内,公民可以自主地决定和选择,按照自己的理智行事。在道德范围内,有恋爱自由和订婚自由;在《婚姻法》的规定的条件下,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不受对方和任何其他人的强迫、限制和干涉;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以及地方相关法规规定的条件下,个人和夫妇可以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数、生育间隔,自主选择适当的避孕节育方法,并免费享受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国家的责任一是要创造条件保证公民的权利的真正实现,二是以国家强制力排除公民在行使权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在权利受到侵犯时给予救济。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规定,在提倡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政府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的生育权利,采取措施,加大投入, 帮助群众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帮助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建立文明幸福家庭;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老有所养,解除群众后顾之忧。育龄群众享有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权和获得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政府不仅有责任加以保护,而且还要提供必要条件帮助群众实现:一是对各种节育方法的宣传,使人们能够获得各种节育方法的知识,真实地全面地了解各种节育方法的利弊得失;二是应提供多种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以及信息、咨询、指导,使夫妇在知情基础上作出适合于自己健康状况的选择;三是免费提供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使育龄夫妇在履行计划生育、避孕节育义务时不再增加经济负担,或者因经济原因不能正常行使知情选择权。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公民在自己的法定权利遭到侵犯时,国家各有关机关应当依据涉及的法律关系,积极支持当事人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或民事调解、民事诉讼,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对于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是对由此所生的子女负抚养义务,对受害方(仅指婚外性行为的受害方)承担违反贞操义务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生育权、知情选择权和其他权利的,不履行或消极履行法定职责、给公民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于严重侵犯他人贞操、尊严、自由、安全、健康等权利的行为,如强奸行为、奸淫幼女行为、强迫他人卖淫行为、故意传播性病的行为、猥亵行为以及性骚扰行为,应当追究侵权者的刑事的、民事的法律责任。计划生育协会群团组织,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社会舆论和社会力量,更多地支持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主张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的行使总是与义务的履行与责任的担当相联系的,必须注重考量平衡。公民在行使生殖权利的时候,应当认真履行计划生育义务、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在倡导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生殖权利、增进相的福祉。(吕慎亮

网站声明| 隐私保护| 联系我们| 访问统计